导读
我们提出了业内广为流传的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本篇放眼全球房价走势，考察驱动不同经济体和主要大都市圈房价走势的因素及规律。
不同经济体本币房价长期走势差异可解释为四方面：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人口总量与结构变动引起的人口效应、货币供应带来的货币幻觉、住房制度影响的供求格局。
近51年，23个经济体房价平均累计上涨29.6倍、年均增长超6%。依据房价涨幅大小，可分为三类：一是南非、新西兰等4个经济体房价累计涨幅在60倍以上和年均增长8.5%-10%；二是房价累计涨幅在5-50倍之间和年均增长5.5%-8%之间的，有爱尔兰、澳大利亚等14个经济体；三是房价累计涨幅在5倍以内和年均增长低于4%的以内的，有泰国、瑞士等5个经济体。
疫情期间房价涨幅较大，其源于各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疫情积压的改善需求释放等。近一年主要经济体房价平均上涨超7%，土耳其上涨32%，新西兰上涨22%，而亚洲主要国家涨幅低于全球平均，新加坡房价涨幅最大，为6.1%；中国房价涨幅为4.3%。
一国内部人口流入的大都市圈房价涨幅最大。伦敦房价53年上涨113倍，内伦敦涨幅更大；日本地价在泡沫破灭前36年上涨82倍，六个核心城市涨幅更是高达210倍。
我们呼吁推动新一轮房改（新房改）迫在眉睫，以人地挂钩、控制货币和房产税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还有最后十年时间窗口。
正文
1 不同经济体房价涨幅差异：经济增长、人口变化、货币供应、住房制度
1.1 近51年23个经济体房价走势差异明显
1970年Q1-2021年Q1，23个经济体房价平均累计上涨29.6倍、年均增长超6%。依据房价涨幅大小，可分为三类：
一是南非、新西兰、西班牙、英国等4个经济体房价累计涨幅在60倍以上和年均增长8.5%-10%。南非、新西兰房价累计涨幅分别高达110.5倍、86.9倍、年均增长分别为9.7%、9.2%，分别位居23个经济体中第一、第二；英国房价累计涨幅62.3倍，年均增长8.6%，位居23经济体中第三；西班牙1979年Q1-2021年Q1房价累计涨幅60.2倍，年均增长8.6%。
二是房价累计涨幅在5-50倍之间和年均增长5.5%-8%之间的，有爱尔兰、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挪威、意大利、加拿大、瑞典、法国、丹麦、荷兰、芬兰、马来西亚、美国、比利时14个经济体。爱尔兰、澳大利亚房价累计上涨48.1倍、47.3倍，年均增长均为7.9%；中国香港1979年Q1-2021年Q1年房价累计上涨19.9倍，年均增长7.7%；马来西亚1988年Q1-2021年Q1年房价累计上涨5.1倍，年均增长5.6%；其他10国涨幅在15-40倍之间，年均增速在5.5%-7.5%。
三是房价累计涨幅在5倍以内和年均增长低于4%的以内的，有泰国、瑞士、韩国、德国、日本5个经济体。其中泰国1991Q1-2021Q1年上涨1.8倍，年均增长3.5%；韩国1975年Q1-2021年Q1房价累计上涨3.2倍、年均增长3.2%;1970年Q1-2021年Q1，瑞士、德国、日本房价累计上涨4.8倍、3.6倍、2.7倍，年均增长3.5%、3.0%、2.6%。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深入推进，全球房价走势联动性逐渐增强。比如，1980年代中后期北欧四国房价下跌，1990年代初日韩房价下跌，1997年东南亚房价下跌，2007年全球房地产下跌。从房价走势看，近51年23个经济体可大致分为四类：
一是房价基本持续上行、期间调整幅度小的经济体，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法国等4个。1970年以来上述4国任何一次下行周期中累计下跌幅度均未超过9%。其中，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3国未曾出现连续两年下跌的情况；法国在1992-1995年、2008-2009年、2011-2015年三次明显调整，但三次累计跌幅均未曾超过7%。
二是房价曾大幅下挫但后期上行超过之前高点的经济体，有英国、美国、瑞士、荷兰、南非、挪威、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等14个。比如，荷兰房价在1979-1982年暴跌近30%、2008-2013年大跌超19%，南非房价在1984-1986年下跌11%，芬兰房价在1990-1992年暴跌37%，瑞士房价在1990-1998大跌22%，马来西亚、泰国分别在1997-1998、1998-1999年累计下跌均超过11%，中国香港在1998-2003年累计暴跌超60%，美国房价在2007-2011年大跌超30%，英国房价在1990-1992年下跌近11%、2008-2009年下跌超13%。上述经济体房价在大幅下跌后继续向上，现均已超过之前高点。
三是前期房价泡沫破灭、至今仍不及高点的经济体，有日本、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4个。虽然时代和国别不同，但历次房地产泡沫堆积无一例外受到流动性过剩和低利率的刺激，而历次房地产泡沫崩溃则都跟货币收紧和加息有关。日本、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房价分别在1990、2007、2007、2008年见顶，其中前三个国家房价近几年稍有反弹，2020年上述四国房价仅分别相当于峰值的63.4%、84.7%、84.8%、83.2%。
四是房价走势基本平稳、涨幅总体较小的经济体，只有德国1个。1970年以来德国房价有三次比较大的上涨周期：1971-1981年累计上涨近1.8倍，1987-1994年累计上涨35.1%，2009-2021年Q1累计上涨67.6%；而在任何一个下行周期中累计下跌未曾超过10%。
1.2 本币房价长期走势与经济增长、人口变化、货币供应及住房制度相关
不同经济体本币房价长期走势差异可解释为四方面：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人口总量与结构变动引起的人口效应、货币供应带来的货币幻觉、住房制度影响的供求格局。房地产兼具消费品属性（居住需求，包括刚需和改善性需求）和金融属性（投资投机需求，并可以加杠杆），因而房价不仅取决于供需（人口及居民收入、土地供给），还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从全球房地产市场运行经验看，在无争、瘟疫、自然灾害、经济金融危机等冲击的情况下，一国房价随着经济发展而长期上涨。
1970-2021年Q1，23个经济体本币房价年均增速、本币名义GDP增速分别为6.3%、7.5%，二者较为接近、且相关系数为0.52；如剔除泰国、马来西亚，21个经济体的相关系数为0.54；如剔除泰国、马来西亚、韩国、中国香港，19个经济体相关系数达0.87。名义GDP可分解为人均不变价GDP、人口、GDP平减指数，加上影响供求格局的住房制度，四因素可较好地解释不同经济体房价长期走势差异。
1）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不变价GDP增长反映剔除价格后的真实经济增长，人均本币不变价GDP增长意味着居民实际购买力提高、增加房产需求。1970-2021年Q1,23个经济体本币不变价年均增长的平均数为2.7%、中位数为2.2%，人均本币不变价年均增速的平均数为1.9%、中位数为1.6%（部分经济体数据计算从有房价数据时开始，西班牙、中国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分别从1971、1979、1975、1988、1991年开始）。其中，韩国人均本币不变价GDP年均增长高达5.3%,爱尔兰、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年均增长均在2.5%以上，其他经济体多在2%以下，南非仅有0.2%。
2）人口总量与结构变化引起的人口效应。人口对经济体层面房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总量变动影响房价。人口总量变动包括自然增长、跨国（境）人口流动，一般而言，人口规模变化与住房需求呈正比。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全球生育率为2.4，其中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经济体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1.8、2.7、4.6，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生育率已经不足以弥补人口世代更替。但高收入经济体吸引了大量人口跨国流入。1960-2020年，高收入经济体人口净流入规模累计1.4亿，来自中高、中低、低收入经济体的比例分别为26.4%、50.0%、27.1%。中高收入经济体人口生活水平接近高收入经济体，迁移动力不强；低收入经济体人口迁移动力强，但难以承担迁移成本；中低收入经济体人口迁移动力强，且能承担迁移成本。根据联合国统计，德国人口在2004-2011年一度累计减少约230万、后因移民重回增长，日本人口于2009开始负增长，意大利人口从2016年开始负增长。
二是人口结构变化影响房价。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家庭户规模等人口结构变化，将引致住房需求变化。在家庭户规模方面，由于结婚年龄推迟、不婚率和离婚率提高、低生育率、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等，导致全球家庭户规模呈小型化趋势，这增加了一定的住房需求。1960-2015年，美国家庭户规模从3.33降至2.54人，日本从4.14人降至2.39人；此外，1980-2015年，韩国从4.78人降至2.73人。在主力置业人群方面，美国20-49岁人口规模尚在持续增长，日本、韩国、英国分别已在1996、2004、2011年见顶，主力购房人群的规模变化对房地产市场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三是人口通过经济增长影响房价。人口红利是许多追赶经济体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经济往往转为中速或低速增长。
3）货币供应带来的货币幻觉。从国际经验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绝大部分国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货币超发，从而引起资产价格变化。一般而言，广义货币供应增速高则通胀高。1970-2021Q1年，23个经济体年均GDP平减指数平均数为4.3%、中位数为4.0%，不仅在绝对水平上与23个经济体房价年均增长的平均数6.3%较为接近，而且波动较为一致。比如，1970-2021年Q1，南非广义货币增长532.5倍，在货币大幅超发下南非名义GDP增长390.2倍，实际GDP仅增长1.9倍，GDP平减指数增长130.2倍，房价上涨101.6倍；美国广义货币增长33.2倍，名义GDP增长19.0倍，实际GDP上涨2.8倍，GDP平减指数增长5.2倍，房价上涨13倍。但是，货币超发易滋生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危机，比如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
由于新兴经济体广义货币增长较快，因而以本币计算的房价涨幅较发达经济体更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1-2020年印度、墨西哥等9个代表性新兴经济体广义货币年均增速平均为13.7%，明显高于英美日等6个代表性发达经济体的5.3%.据BIS统计，2010-2020年新兴经济体房价年均增长6.8%，超过发达经济体3.8%的房价年均增速。
4）住房制度影响的供求格局。住房制度是一国房地产市场导向，一个好的住房制度能使房价长期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个坏的住房制度可能引发房价暴涨暴跌、削弱甚至掏空实体经济。德国房价之所以长期稳定，关键在于其居住导向的住房制度设计，三大支柱分别为：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与住房金融体系，鼓励居民长期持有住房、打击投机的税收制度，保护租户权益、鼓励长期租房的租赁制度。新加坡目前形成以组屋为主、私宅为辅的二元化供应体系，供给结构呈现“廉租房-廉价房-改善型组屋-私宅”的阶梯化分布，住房自有率超过90%，基本实现居者有其屋。
1.3 美元房价涨幅与本币房价涨幅差异明显
以美元计，1970-2021年Q1，23个经济体房价涨幅发生明显变化，且美元房价涨幅与美元名义GDP增长存在一定相关性。如果一经济体货币超发较美国严重，则货币将对美元贬值，因此本币房价大幅上涨并不意味着美元房价大幅上涨，在全球来看并不一定具备投资价值。依据美元房价涨幅，可大体分为四类：一是累计涨幅超过50倍和年均增长超过8%，仅新西兰1个。二是累计涨幅25-35倍和年均增长7%-7.5%，有英国、荷兰、西班牙3个经济体。三是累计涨幅10-20倍和年均增长5%-6.9%，有爱尔兰、澳大利亚、挪威、比利时、意大利、日本等14个经济体。四是累计涨幅低于9倍和年均增长5%以下，有德国、马来西亚、南非、泰国、韩国5个经济体。与本币房价涨幅相比，变化最大的是南非，1970-2021Q1年本币房价涨幅高达110.5倍，但美元房价涨幅仅3.8倍。此外，瑞士本币房价涨幅仅4.8倍，但美元房价达25.9倍；意大利本币房价上涨34.7倍，但美元房价涨幅缩至12.1倍；德国本币房价上涨3.6倍，美元房价上涨8.8倍。
从相关系数看，23个经济体美元房价增长与美元名义GDP增长的相关系数仅为0.20，相关性较弱，但如果剔除美元名义GDP增长75.3倍、美元房价上涨仅0.7倍的韩国，以及美元名义GDP增长99.6倍、美元房价上涨仅28.7倍的爱尔兰，剩下21个经济体的相关系数则达0.77；这表明，从全球地产资产配置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美元房价增长与美元名义GDP增长的正相关性大体上是成立的。不同经济体的美元房价长期走势差异也可以类似本币房价上期走势进行相应因素分解，区别在于通过汇率机制剔除了一个经济体相对美国的货币超发因素。
1.4 疫情下的全球房价涨幅明显
近一年主要经济体房价平均上涨超7%，土耳其上涨32%，新西兰超20%。根据KnightFrank数据，2020年Q1至2021年Q1，土耳其房价上涨32%，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新西兰上涨22%；卢森堡位居第三，涨幅为16.6%；斯洛伐克位居第四，涨幅为15.5%；美国位居第五，涨幅为13%，创2005年以来最大涨幅。而亚洲主要国家涨幅低于全球平均，新加坡房价涨幅最大，为6.1%；紧随其后的日本上涨5.7%；中国房价涨幅为4.3%。
疫情期间房价涨幅较大源于各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疫情积压的改善需求释放等。1）从货币政策看，为刺激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复苏，各国央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一方面，量化宽松政策下市场上的流动资金变多，通过企业纾困资金、失业救济金等方式到了民众手中。同时在宽松货币政策下，房贷利率降低，如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锚定的30年固定抵押贷款利率达到历史新低值3.08%。另一方面，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货币贬值让民众急于寻找保值资产，具备保值增值属性的房地产成为投资的首选。2)从需求看，疫情期间积压的改善需求，在疫情得到一定控制后释放。其次，疫情这类“黑天鹅”事件让越来越多投资者开始试图通过分散配置资产来降低风险，拥有第二套住房成为更多高净值人士的选择。3)从供给看，宽松货币政策引发资产价格普遍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增加建筑成本，同时疫情导致工人短缺，加剧原材料供给紧张，进一步推高原材料价格，进而推动房价上涨。
2 一国内部哪个区域房价涨幅最大：人口流入的大都市圈
2.1 英国：伦敦房价53年上涨113倍，内伦敦涨幅更大
伦敦有三个范围：伦敦城（City of London）、大伦敦（Greater London）、伦敦都市区。伦敦城即伦敦金融城、面积很小，一般意义上的伦敦指大伦敦地区，包括319平方公里的内伦敦和1254平方公里的外伦敦，土地面积合计1573平方公里、占英国的0.6%；伦敦都市区则由大伦敦及周边地区组成。由于城市规划问题等造成大城市病突出，英国政府一度控制伦敦特别是内伦敦人口、在二战后外迁产业、大量建设新城，1941-1991年年伦敦人口从862万降至639万，后回升至2017年的882万，当前占英国人口比重为13.4%。但在经济作用下，伦敦周边地区人口长期集聚，1931-2001年英国东南地区人口从不到1300万增至1800多万，占比从27.5%增至31.1%。
